振兴经济如何唤醒民间投资？首先，不要掉进这个陷阱……

人们普遍关注到，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极其缓慢，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截至2023年4月，民间投资仅增长0.4%，接近于零增长。许多地区对此做出的政治性的反应是——通过了相关法律，以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然而，这一举措固然重要，却并非对该问题的准确回应。事实清楚地表明，民间投资没有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非政治原因。

本文的结论是：只要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无论在政治层面赋予私有财产多少保障（事实上，至少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私有财产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保护），民间投资都不会显著增长——尽管2023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可能使其短暂复苏。如下文所示，这些真实的问题被西方“庸俗”经济学中的错误理论所掩盖。

因此，本文的目的很简单：

首先，我将对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的事实进行系统性分析；

其次，阐述民间投资的发展态势，从而说明民间投资增长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

第三，将说明民间投资持续强劲复苏所需要的条件。

最后，将分析这些问题与中国战略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之间的联系。

本文的结论是简洁明了的：西方“庸俗”经济学（确切来说，即边际主义经济学）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策，都严重妨碍了民间投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相较于前者看似不够清晰简洁，却清晰明了地直击了问题本质。

毛泽东曾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物质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免受其攻击。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领域，民间投资也需要得到类似的保护。西方“庸俗”经济学反映的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的利益，若其产生影响，将严重阻碍民间投资的增长。

确切而言，西方“庸俗”经济学思想对经济过程和民间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这类理论认为，鉴于消费和资本增殖的总和即为经济总量，前者占比提高必然导致后者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旨在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也即是说，消费占经济比重增加，则民间投资增长率下滑。

本系列前两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和《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庸俗”经济学对民间投资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民间投资增长缓慢是一个重大问题，且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就业等多个领域。

第一部分 中国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

首先，为了对中国当前经济表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三年，与所有国家一样，中国正常的经济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表现明显优于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如图1所示，在2019-2022这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13.8%，印度增长8.6%，美国增长5.2%，欧盟增长2.3%，日本经济增长1.3%。也即是说，2019-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比印度快60%，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6倍，而日本经济却陷入萎缩。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讨论，都必须放在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如下文所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投资的卓越表现——政府投资在中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在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中有所分析。

图1

当然，中国在国际比较中的优越表现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问题。正如上文所示，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在对此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最近的趋势，从事实而非推测出发，从而推翻一些谬论。图2呈现了2011-2022年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11-2022年，政府投资年均增速从11.1%降至10.1%（尽管在其中几年间一度低于10.1%），仅下降1%，也就是说，仅较原来水平下降9%。但同期民间投资年均增速从34.2%暴跌至0.9%，较原来水平骤降97%！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年均增速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什么影响？

图2

首先我们来看民间投资与其他经济过程的关系，很明显，民间投资与“资本形成”这个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西方”经济学将马克思所谓“资本形成”称为“国民储蓄”，但其概念有别于日常语言中的“储蓄”——不仅包括居民储蓄（即日常语言中“储蓄”的含义），还包括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后者在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为负值）。马克思主义术语里的“资本形成”概念，也有别于西方经济学术语里的“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量增加）概念——后者仅为国内资本形成，而前者则包括国内外资本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资本形成”更有助于理解当下局势，因此下文将以该术语表示“储蓄”。当然，如果读者将其替换为“储蓄”，也不会影响阅读。

图3显示了2011-2021年（2021年是目前可查国际对比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未扣除资本折旧）占中国CNI（国民总收入）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相关度为0.98——相关度的满值是1.0,0.98几乎是现实中所可能存在的最高值。R平方关系（反映一个变量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值）也极高，为0.95。

简言之，资本形成总额占中国CNI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关联极度密切。

图3

不同于图3，图4显示了2011-2021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政府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关度仅为0.47，显然不及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R平方关系仅为0.22。因此，资本形成总额占中国CNI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及与政府投资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图4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资本形成/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关系密切（如图3所示），但前者的变化幅度极低，仅为6%（在44%至50%之间）；而后者的变化幅度极高，为33%（从1%到34%不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储蓄占中国CNI比重的变化幅度如此小，而民间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若对扣除资本折旧后的净资本形成/净储蓄占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或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如图5所示，净储蓄占中国CNI比重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储蓄占中国CNI比重的变化幅度——在18%至29%之间。但是，它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仍然极高，为0.96，R平方关系则为0.92。也就是说，净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极其密切。

图5

如图6所示，净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政府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和R平方关系分别为0.58和0.34，远低于净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和R平方关系。也就是说，与民间投资不同，政府投资增长与储蓄或净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之间没有同等密切的相关性。

图6

如图7所示，民间投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40，R平方关系仅为0.16。这意味着没有重要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有着任何非常密切的相关性。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推翻了两种理论：

一些人声称，政府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但并无证据表明这一假说的正确性。如果该假设属实，那么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之间应存在负相关；但事实上，二者并无密切关系，无论是正相关抑或负相关。

这意味着，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投资增长与私人投资增长有关，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无强关联。

总之，没有证据表明民间投资增长对政府投资增长有着极其强烈的影响，反之亦然，也没有证据表明有其他因素影响两者。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是由不同的机制决定的。

图7

当然，控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这些不同机制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政府投资可能直接到受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影响，而民间投资从根本上来说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

无论民间投资与资本形成之间孰为因、孰为果，两者的密切关系都足以说明，唯有提高资本形成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才能提高民间投资增长率，反之亦然。而这对于分析中国民间投资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显然至关重要。

民间投资与储蓄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表明，如果不提高储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民间投资增长率就无法提高。这也意味着，如果储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必然下降，那么民间投资增速也必然下降。而这对于分析中国民间投资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显然至关重要。

第二部分 民间投资与中国宏观经济进程

一旦了解资本形成与民间投资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相关性，那么就会明白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正如下文所示，原因在于资本形成占中国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尤其是净资本形成占中国经济比重下降幅度很大。

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对消费在经济中作用的误读。拙文《中国经济要提升，必须绕开美国踩过的“坑”》对此做过详细分析，消费和资本形成加起来占经济的100%，因此，它们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呈反比——前者占比增加必然导致后者占比下降。如前所述，资本形成与民间投资关系密切，资本形成占比下降必然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简言之，如果真如西方庸俗经济学和部分中国媒体所呼吁的那样，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实际上等于是呼吁制定政策以阻碍民间投资增长。

因此，这些关系解释了中国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如图8所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净）储蓄/资本形成一直在急剧下降。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从2008年的51.6%降至2021年的45.1%。

净资本形成/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下降幅度更为极端，从2008年的34.6%降至2021年的18.8%。也就是说，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资本形成/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下降13%，但净资本形成/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下降接近一半——46%。

顺便要指出的是，可能有人会认为，资本形成可以衡量，但资本折旧是计算出来而非直接衡量的，因此，净资本形成的下降幅度可能没有数字显示的那么大。但是，鉴于净投资占中国CNI比重骤降15.8%，无论这一数字是否被夸大，净资本形成占比大幅下降都是不争的事实。

鉴于资本形成下降，以及资本形成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不可避免。

图8

本节对中国资本形成下降的过程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图9呈出的是2008-2021年（2021年是目前可查询国际可比数据的最后一年）消费和储蓄占中国GDP比重变化。可以看出，由于消费和资本形成合计为经济的总额，两者必然背向而行。2008-2021年，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上升4.5%，资本形成占中国GDP比重则下降4.5%。2008年，消费和资本形成占中国GDP比重大致相同，分别为49.8%和50.2%。但是，到2021年，消费占GDP比重比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高8.6%。也就是说，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的转变，转向消费，而非资本形成。鉴于民间投资增长与资本形成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经济向消费而非资本形成的巨大转变必然会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后者与前者同时发生。

图9

扣除资本折旧后的净资本形成变化更大。如图10所示，2008年，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为49.8%，仅比净资本形成占中国GDP比重（34.6%）高出15.2%。到2021年，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为54.3%，比净资本形成占GDP比重（18.8%）高出35.5%。也即是说，2008-2021年，消费占GDP比重上升4.5% ，净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下降15.8%。

图10

鉴于净资本形成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经济向消费而非资本形成的巨大转变必然会导致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

图11呈现的是2008-2021年净储蓄占中国GDP比重和GDP增长变化。为消除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个别年份数据失真的影响，图11中数据均按照3年移动平均线计算。2008-2021年间，净储蓄占中国GDP比重从34.0%降至18.2%，降幅逾 15.8% 。如上文所指出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大幅下降，必然导致民间投资亦大幅下降。

图11

第三部分 是何种理论上的混乱导致部分媒体未能分析到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经济原因？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对中国经济转向消费而非净资本形成的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就目前而言，只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对民间投资增长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原因非常简单——由于私企的目标是盈利和积累资本，如果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下降，那么私企投资增速就会下降。

但是，正如拙文《中国经济要提升，必须绕开美国踩过的“坑》所指出的，对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误读，掩盖了这一极其明显的结论。这种误读掩盖了一个现实：消费占经济比重上升必然会导致资本形成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认为消费对GDP增长有贡献的西方“庸俗”经济学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说法，比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当然，即便现实是消费占经济比重正在上升，而储蓄占经济比重正在下降，那么这一事实可能对经济增长或民间投资增长没有影响。但是，这是一种经济谬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严谨的西方经济学明确指出，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非供给侧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由于消费并非生产投入，也非资本投入，消费对GDP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可能70%的GDP增长用于消费，但对生产、储蓄、投资和经济供给侧的贡献为零。

但是，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的确会降低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由于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所以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必然会降低民间投资增速。

总之，西方“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必然会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却对这样的谬论深信不疑。

接下来将就这些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色之间的关系，进行简略概述。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这些问题将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论述。但是，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若干关键的理论要点有必要先进行介绍。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帮助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与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速，以及最大的减贫成就。同时，鉴于预期寿命是衡量整体生活条件的最佳指标，中国预期寿命远高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意味着中国的非直接经济因素（医疗保健、教育、污染控制等）也优于发展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而且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目标，最大程度地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国有企业占据主要地位——正如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1]国有企业具备种种优势，其中之一是令中国抗危机的宏观经济能力远优于资本主义经济体，这反过来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投资为何能更加高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上。国有企业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控制，这意味着即使储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有所下降，政府投资也可能继续大幅增加。这是第一个以经济措施控制投资的机制。

2.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非国有企业，包括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事实上，1978年以来的45年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私营企业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远远快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批评者指出了一种“矛盾”：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仅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还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私营企业。但是，这一现象只是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一现象，是因为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不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因为它确保生产力更快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速度将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速快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但马克思非常清楚，生产社会化，即用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规模社会化生产取代中小型生产，并不是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能以相同速度进行的均衡过程。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存在了。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2]

马克思并不认为，引入社会主义，所有行业都应一步到位地从资本阶级手中转移到国有部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3]”——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然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行业都要像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制度那样，一步到位地收归国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其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但也不同于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制度，后者将包括极小生产单位在内的几乎整个经济行业全部收归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也有私有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形式的所有制）。只要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决定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这两种经济部门的发展条件是不同的。本文开头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资本形成之间不同相关性的分析，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外，必要时国有企业还可以受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直接领导。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政策直接发挥作用。

至于私有企业，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人民谋福祉，而非建设私有企业。但是，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私有企业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长期目标的必要手段。

不同于国有企业，除了最特殊的情况外，私有企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润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也就是说，私有企业增长取决于私人的资本形成。正因如此，如本文开头所述，资本形成/储蓄占经济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

这些问题反过来又直接涉及本系列文章中所谈到的误读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我在此对一个基本观点进行重申与扩展：消费只属于经济需求侧，而不属于经济供给侧，因为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当然，在某些条件下，需求变化会对供给侧产生影响，但并非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而且，其之所以能够影响供给侧，并非凭借其自身，而是凭借其对生产的影响。

这一点很容易证明。消费是需求侧的一个组成部分，刺激消费必然会导致供给增加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没有闲置产能，那么需求增加不会导致供给/生产增加，而是会引发通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需求增加，但受一般经济条件（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导致工资大幅上涨）影响，利润并未增加，那么就不会导致供给/生产增加。总之，消费增加导致的需求增加是否会导致供给增加，取决于经济生产部分条件。也就是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情况，而非需求情况。

马克思就此指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再总体内部具有差别。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4]

马克思对此做了精辟的阐释，严谨的西方经济学也对此有过论述。但是，它们在西方庸俗经济学中完全被混淆了——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有时也对此有所误读。西方庸俗经济学错误地认为，需求（消费）增加必然会导致供给/生产增加，但如上所述，这并非事实。他们宣称 “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但实际上，消费对生产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其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

就民间投资而言，西方庸俗经济学的的误读同样具有危害性。值得注意的是，如本文开头所示，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放缓与马克思主义或严谨的西方经济学的预测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民间投资增长——慢、快或零——与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如果消费占经济比重上升，即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下降，民间投资增速就会随之下降。

不幸的是，中国的部分媒体将西方庸俗经济学奉为圭臬，错误地主张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而提高消费占比势必导致资本形成占比下降，再反过来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结论显而易见。保障私人财产的政治措施虽然很有必要，但本身不会大幅提振私人投资——如果一家企业无法盈利，即便保障财产，也不足以产生投资。要提振民间投资，就必须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即资本形成占中国经济比重下降的趋势。只有当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上升时，民间投资才会强劲增长。要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拒绝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尤其是它对消费作用的错误解读。